文/邹啸鸣、田英

很奇怪，地震灾后，范跑跑这个“懦夫”成为了舆论的焦点。批评了“范跑跑”，甚至开除了“范跑跑”，能否给所有的学生一个“安全的预期”？

 抛开一切价值观，因为地震本身根本不讲“价值观”，汶川大地震已经造成了近7万人的死亡，另外有1万多人失踪，还有几十万人致残。这个结果可以跟其他国家进行比较——2006年，广东省地震局局长黄剑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：发生同等破坏性地震时，美国的人员伤亡大体上是日本的1/10，中国的人员伤亡约是日本的10倍。

 各位读者肯定会反思，这个“灾后结果”的差异，是因为美、日、中三国公民的“道德底线”的不同造成的吗？是三国教师的职业道德的差异导致的吗？或者倒过来说，通过批评“范跑跑”，迅速提高国人的道德底线、提高我国教师的“职业道德”，可以降低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率吗？

 我想，答案是否定的。

 其实，范跑跑跟他的学生一样，跟他的校长及其他同事一样，都是这场天灾的受害者，而且我还要指出的是，他们还是制度性漏洞的受害者。地震作为天灾，全球都同样受害，但是各国在面临同等级别震灾时损失上的差异，却清晰地反映了制度完善的意义。

 从“范跑跑”逃生时的惊慌失措来看，他的逃跑表现“很不专业”。不止是他，他的学生及同事以及几乎全部灾民，逃生过程都“不专业”。因为“灾害预警”没有成为当地的一项制度。这种知识和训练上的缺失，是导致汶川大地震变成大灾难的原因之一。而原因之二更重要：“范跑跑”之所以大难不死，不是因为经历过演练，而是因为建筑质量偏高。显然，建筑质量不达标+达标的建筑未必满足地震烈度要求+灾害预警制度缺失，才是共同构成中国地震的人员伤亡约是日本的10倍这个结果的原因。

 毫无疑问，我们今后一定会加强防震演练的制度性建设，也会加强建筑质量的制度性监督。即使到那个时期，我仍然明确反对目前这种针对“范跑跑”们的懦夫行为的道德指责。因为这种指责实际上是一种“负激励”——成为教师的风险，已经加大到“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别人的生命”的程度。这种狂轰滥炸的“指责”所能达到的目标，是让每个教师都了解：自己的生命价值不如孩子的生命的价值高。而老师“不安全”，学生就能“安全”吗？

 这样的负激励能产生更多的“勇敢的老师”吗？只有天晓得。毕竟目前没有任何科学手段能测出每个人的“勇敢指数”。但一定会产生“让别人先勇敢起来”的“道德家”。他们指责范美忠的“勇敢指数”不达标，这未必等于他自己的“勇敢指数”就达标了。实际上，每个人周围都有一些未必要用生命来表现的勇敢，比如面对“小偷”、面对“强拆”等等。

 范美忠的职业道德是教出符合专业标准的学生。而在面临地震、火灾、海啸、抢劫、枪击等天灾人祸发生时，如何提高抗灾救灾、自护自救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，是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“职业道德”。在这个专业知识方面，教师和学生都是“学生”。而建筑质量方面的“职业道德”更不是范跑跑们所需要承担、所能够承担的职责。

 我认为，“范跑跑”事件的意义在于：1、在面临各种灾害的时候，要教会孩子们——不能将所有的“信任”都存放在“老师”那“唯一的篮子里”。况且，老师这“一个篮子”也装不下全班那么多的学生。实际上，如何逃生根本不是“范跑跑”的专长，那只是他的应激性反应而已。而值得信任的，是所有的师生都一样要经历更专业的应急反应训练，那才能提高生存的概率。 2、将各种公共设施修建的更结实，才是真正对学生和家长的“负责”。才是可以值得期待的“安全”。

 每个家长其实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具有逃生的本领，今天的这些“英雄”们也未必是未来“保险的篮子”。其实，包括教师、学生、公务员、商贩在内的每个公民的生命，都应该得到“制度”的同等尊重。舆论的重心，要放在加强制度建设上。要知道，面对毫无防备的灾难，每个公民都有成为“懦夫”的权利。而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，就是保障公民贪生怕死的权利。只有成百倍地完善制度，才能让师生都处于“安全”的屋檐下，才会成规模、成建制地挽救生命。实际上，最让灾区家长们痛心的焦点，根本不是老师逃生，而是严重缺乏逃生的机会。

【经编辑后发表于 广州 新快报http://www.xkb.com.cn/view.php?id=268338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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